《急如疾风缓若行云——谈王清芬的水袖表演》
1962年9月21日，《天津晚报》第二版刊登了吴汉民先生关于我在《火焰驹》中演绎“哭楼”一场水袖的评论。这篇评论，是我19岁时演出《火焰驹》的一次重要评价。
《火焰驹》最初源于豫剧《大祭桩》，其讲述的是黄桂英和李彦贵的爱情故事。1950年代末，我在新乡市戏校演出《大祭桩》时，剧本只有四场折子戏，这种形式使得剧情缺乏足够的铺垫和情感张力。尤其是男主角李彦贵的台词几乎为零，难以表达两人爱情的复杂纠葛。尽管我拼尽全力表演，观众的反响依旧冷淡，演出仅维持了一场便停演了。当时，我也感到迷茫，不理解失败的原因。后来，我与常香玉老师的弟子孙兰香聊起此事，她告诉我，她们也曾尝试演出《大祭桩》，但无论是谁演，都难以超越常老师的影响力，导致最终也未能继续演出。
1960年代初，《火焰驹》的秦腔版本电影上映，给了我们启发。我们结合两部戏的优点，对剧本进行了深度移植与改编。为了弥补《大祭桩》剧本中缺乏背景铺垫的不足，我们在剧中加入了“升帐”这一场戏，并使用了《火焰驹》中的“抄府”、“昧婚”、“卖水”和“杀丫环”等几场戏。同时，选取《大祭桩》中的“哭楼”和“赶路”两场，最后再引入《火焰驹》中的“法场”一场。经过改编后，剧本更加完整，情节更加紧凑。从新乡到河北，再到天津，改编后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好评。正是在这次创新中，我第一次将四场折子戏《大祭桩》变成了一部连贯的大戏，赋予了它新的生命。
展开剩余68%1979年，随着改革开放，我再次对《火焰驹》进行了改编，将其改名为《大祭桩》。我在演出的两年多时间里不断征求观众与专家的意见，精心雕琢，将唱、念、做、舞四种艺术形式结合，使这部戏焕发了新的艺术魅力。
在唱腔上，我对许多段落进行了创新性的改动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“一创三改”。所谓“一创”，指的是对“愁云盈窗下”这段唱腔的重新创作。原唱腔的基调过高，与黄桂英当时的心境不符。我决定创作出一段更符合她内心郁结、沉重、压抑心情的旋律。最终，我采用了中低音的慢节奏，体现了黄桂英在思念中满怀惆怅的情感。著名戏曲音乐家刘吉典先生曾在文章中评价道：“愁云盈天下”的唱腔别具一格，尤其是“自从郎走后，昼夜常牵挂”这一句，旋律清新悦耳，深得人心。
所谓“三改”，则指对“主意定”、“俺的结发男”以及“婆母娘且息怒”后半段的唱腔进行了修改。原唱腔相对平淡，情感表达不够深刻。为了更好地体现黄桂英的情感，我在继承常香玉老师唱腔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大胆创新。例如，“主意定”中的“定”字，我借用了歌剧花腔女高音的技巧，由低至高，逐渐增强，最终用激昂的拖腔演绎出震撼心灵的效果，这一改动至今仍被广泛传唱。而“俺的结发男”一段，为了表达黄桂英在恐惧中对丈夫的担忧与羞涩，我采用了气声演唱，将“发”字拉长，如溪流般细腻流淌，最终爆发出令人震撼的拖腔，艺术效果显著。
对于“婆母娘且息怒”这一段，京剧大师厉慧良的弟子孙承良曾指出，原唱腔过于平铺直叙，难以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于是，我对后半段进行了加工，尤其是“垛子板”部分，我采用了清板唱法，字字精准，层层推进。然后，在“去祭桩啊”一段，我巧妙地用紧二八高音将情感推向高潮，收获了极为震撼的效果。再例如，我在乐队的配合上也进行了创新，让乐队的伴奏与演员的表演更加紧密配合，增强了情感的传递力。
在表演方面，我同样做了不少创新。例如，在“赶路”一场，我对舞蹈动作进行了改革，改动了“路遇”中的跪步等细节，丰富了黄桂英的舞台形象。这些创改使得《大祭桩》不再仅仅以唱腔为主，而是融合了唱、念、做、舞全方位展示人物的情感和形象，使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大提升。
1981年，我在北京演出《大祭桩》和《抬花轿》时，一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剧作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新闻界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，尤其是马少波、李万春、魏喜奎等戏剧大家纷纷发文赞扬。演出后，我还受到了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接见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。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80年代《大祭桩》的热潮，许多剧团纷纷向我们购买剧本和曲谱，我的演绎方式也成为了许多演员模仿的对象。
1984年，在电影拍摄时，我们又一次深入反思并进行改编。原剧本中的许多情节显得不合情理，如黄桂英的父亲不可能上绣楼给小姐报信，剧情中的一些设计也显得牵强。我们重新塑造了人物关系，使剧本更加符合逻辑和情感的流动。此外，我们还修改了“法场”一场的主题，将其由单纯的“祭”改为“伸冤洗冤”，使得黄桂英的勇敢斗争更加突出，爱情忠贞不渝的主题也得到了升华。这一改编，使得剧名从《大祭桩》改为《风雨情缘》。
《风雨情缘》的改编不仅仅是在剧情和人物塑造上进行了创新，它还在表演风格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例如，在“赶路”一场，我将黄桂英的斗蓬替代腰包，表现出她在风雨中的坚强；我还创造了大滑步等新的表演技巧，使人物更加生动，情感更加充沛。专家和观众对这一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许多同行也开始模仿这些新的演绎方式。
随着对《大祭桩》《火焰驹》《风雨情缘》的不断创新，我深刻体会到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传统文艺作品也必须与时俱进。经典剧目的改编和创新，不仅能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，还能使它们更加贴近观众的心灵，始终保持艺术的长久魅力。就像《拷红》从《莺莺传》到《西厢记》再到《拷红》，《风雨情缘》也是从《火焰驹》到《大祭桩》，再到如今的创新版本。我相信，随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，这些经典剧目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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